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文革”10年积累起来的570万考生齐齐坐到了考场里，结果只有22万多名大学生，对于540多万的落榜者来说，重振旗鼓，披挂再战肯定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不过面对每年高考都会必然出现的落榜，一种适当的安慰和得体的鼓励显然是必要的。于是70年代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句早已被人遗忘的口号又被重新喊了出来：读大学，固然是报效国家的很好方式，但读不成大学，在别的岗位上照样可以为“四化”作贡献。于是，报纸上开始出现了大量有关自学成才青年事迹的报道。在当时那样一个高等教育百废待兴，人才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大学生真的是天之骄子，这些人后来无疑成了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7年年底，普通高校共向社会输送了本专科学生980多万，博士硕士研究生40多万。不过，那些进不了正规高校的年轻人也不必闭门苦读了，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成人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自学考试制度也日渐完善，学府高墙外的天地其实很广阔。
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发展，人们已经学会了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高考了，至少现今已找不到像十多年前那样屡败屡考、屡考屡败达五六次之多的“顽固分子”。毕竟现在可供年轻人发展和选择的机会大大增多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已不常见，不过，导致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日益增强的实用主义心理。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了。但其实，绝大多数家长已为孩子作好了第二种准备，考不取就先工作挣钱，有了钱，还怕没有文凭？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20年来最响亮、最具关键性意义的一个口号。早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在不显眼的位置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张成的评论《标准只有一个》，已经明确地把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直到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这句话才变成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深入人心。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然而长期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不仅超越于真理之上，而且简直就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从来就没有人敢问一句：用什么来检验“最高指示”呢？1976年“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左”的思想仍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这一口号的提出并不是单纯地向毛泽东不容置疑的权威提出挑战，而是要为新的探索扫平道路。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念权威性的确立，无数的冤假错案得以纠正，一批批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自农村起步的改革开始了，人们不再把发家致富当作一种罪恶，越来越多的新生事物让国人大开眼界应接不暇，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从此踏上了务实的道路。真是一句口号，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1978年的春天，还没有走出“文革”阴影的中国知识分子简直无法理解他们在一个新时代到来之初所受到的尊敬、重视和礼遇。这一年的4月，举世瞩目的全国科学大会拉开了中国奔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序幕，随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知识分子的地位第一次被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大大提高了。就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命题，发展科学技术成了一项战略任务和当务之急。科技人员成了全社会最受尊敬和重视的人，因前一年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而出名的陈景润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几乎所有反映科学技术人员先进事迹的文学作品都极受欢迎。
进入80年代以后，我国关于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是“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一方面科技水平的提高被看成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另一方面，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成了科技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随着中央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各种加大人才流动等措施的出台，大批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开始从以往封闭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中走向了生产和建设的第一线。许多长期束之高阁的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发展了，科研人员自己也富了起来。到1992年的时候，当珠海市拿出数十万元巨款奖励那些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时，人们虽然感到有些震惊，但没有人觉得不合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享受如此待遇，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高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了。尤其是从事基础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日子就不太好过，收入低，负担重，使得像张广厚这样顶尖的数学家也因营养不良而英年早逝；至于像脑体倒挂所导致的“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在80年代中后期屡见不鲜。好在到了1995年5月，国家又作出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发展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势头，科技人员的待遇也有了相应的保障，一系列的科技立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科技进步法》等）也不断完善。
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和人多力量大的错误导向，使得中国的人口问题到了70年代末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劳动力的极度过剩、就业压力的加大、住房的紧张、生活质量的下降以及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都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人口不断增加的问题。
计划生育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提出来的，但是从1980年开始，国家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随后不久制订的生育指标控制政策，使许多想生第二胎的城市夫妇基本上断了这个念头，否则他们将自己承担工资降级甚至失去公职的后果。“只生一个好”这一带有明显善意规劝口气的口号传播开后，还是挡不往农村一些地方超生的狂潮。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出自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之口。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蛇口，袁庚向总设计师第一次说出这一句口号，随即得到邓小平的认可与激赏。几天后，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邓小平引述了这句话。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深圳的街头树立起了写着这个口号的广告标语牌，人们从这个口号牌前匆匆而过。当年任职于一家外贸企业的沈先生的一位朋友从内地来深圳观光旅游，想让他陪着玩两天，但沈先生却花钱请了一位导游，他说导游费我付得起，而时间却赔不起。那个时候，深圳人生活节奏之快、时间观念之强是出了名的，也是令他们很自豪的，他们还为此发明了一个新词叫“深圳速度”，“深圳速度”最有力的事例便是1984年落成的深圳国贸大厦所创下的三天一层楼的纪录。随着“时间就是金钱”观念的深入人心，我们身边出现了许多“星期天工程师”和到夜校去兼课的大学教师以及各种职业的炒更者，街上行人脚步的频率加快了，而整天泡在茶馆里的闲人少了许多。
80年代初，当聪明的商家用大红横幅在商场亮出这句口号的时候，一般的顾客甚至连自己作为买东西的人到底有哪些权益都不知道。客观地说，“顾客就是上帝”这一说法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观念的诞生，买卖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顾客成了消费者，有受法律保护的权益。正因为如此，摇身一变成了“上帝”’的顾客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服务，售货小姐们的笑脸有时让人觉得有些勉强，有时又让人觉得夸张，但“笑比哭好”，以“三包”为主要内容的售后服务也的确让消费者有了一种安全感。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厂家不生产、商家不销售伪劣产品来骗“上帝”，更何况这“上帝”已变得越来越徒有虚名，反而被商家当贼那样盯着、防着。你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吗？立即笑脸变凶相。
到了90年代中期，“顾客就是上帝”的说法不太提了。看起来商家还有点自知之明，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乱许诺，再说顾客何尝又真愿意做上帝？买卖关系嘛，还是平等一点好。
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但是在有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传统的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却很不容易。改革开放初期，法制还不太健全，以权代法、权势大于法律的现象屡见不鲜，70年代末流行的两部话剧《骗子》和《假如我是真的》，以及80年代初的电影《权与法》，就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平等意识的呼唤。然而，随着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随着老百姓法律意识的提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被响亮地喊了出来，一批触犯法律的高官纷纷落马并受到法律制裁，而另一些有恃无恐为非作歹的所谓“高干子弟”和特权阶层也被推上了法庭受到应有惩处。1978年6月，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杭州高干子弟“二熊”因多次强奸、轮奸妇女而被判处死刑，百姓闻之无不拍手称快；1984年7月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因贪污罪而受到法律制裁。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完结，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官商官倒满天飞，权与法的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其中以权谋私等党内腐败现象最让人深恶痛绝。为此，全国人大在1982年3月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家在惩治贪污贿赂罪的立法上进入完备阶段。之后，各项相关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仅从1993年到1997年3月，至少有1600名地厅级以上干部被查处，其中不乏身居高位，权倾一方的政要：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原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严重违法违纪案；广东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阳德在东莞市任职期间受贿案；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贪污受贿案；贵州省原计委副主任、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受贿、挪用公款案；海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李善友诬陷、嫖娼以及重大经济犯罪案……
青年女工杜芸芸捐出了她意外获得的十几万元遗产，仍然做工人仍然每月拿那么几十块的工资，为此说她傻的人不在少数；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为救一名落入粪池里的老农民而付出了生命，对此很多人都认为划不来；不会游泳的青年解放军战士陈建军奋身跳入河中营救一位落水的小学生，两人被几位工人救起后，陈建军竟遭到在一旁围观多时的时髦青年的嘲笑：“想入党，逞威风。”
理解万岁在80年代中期是一句非常响亮的口号，从表面上看它表达并试图唤起的是人们对于奉献精神和忘我行为的认同：你可以不学我，而你别误解我更不要讥嘲我！但从深层上看，它暗示了一种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渴望以及对个体行为选择的宽容。80年代开始出现的道德滑坡和信仰危机曾令很多人担心，90年代以后，一切会变得更糟，但事实是，高喊着这句口号走向成熟的中国的年青人，在学会了相互理解的同时也学会了相互尊重。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在内地极受欢迎的台湾女歌手苏芮1988年出版的盒带《台北·东京》中的这首《跟着感觉走》不仅成为该年度广为传唱的一首金曲，而且歌名被单独提出来作为一句响亮的口号。
“跟着感觉走”反映了80年代中后期人们的一种情绪和心态。那个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经济秩序显得比较混乱，通货膨胀加剧，物价直线上涨，截止到1987年底，国民经济增长率已从30％左右一下子掉到了20％。“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很流行。大环境一出问题，小百姓就没有了方向感，剩下的也就只有那点感觉了。于是，跟着感觉走，赶紧去抢购，跟着感觉走，上街去游行，最后弄了个一无所有，便想着跟着感觉走，紧拉住钞票的手，但钞票也越来越不值钱了。好在没有多久，国家加大了宏观调控和重建经济秩序的力度，老百姓也就用不着“跟着感觉走”了，所以这个口号流行的时间很短，到了1989年年底以前就销声匿迹了。
中国向来就有清谈之风，而到了谈不到一块儿的时候，便要争个明白。从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时的大字报大辩论，喜欢坐而论道的中国人总是过分单纯地相信“真理越辩越明”，结果常常因为光说不练而耽误事，就在我们还在争论社会主义到底该不该有市场这类莫名其妙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并不算太精明的外国人早已在中国这个市场上赚足了钱。
中止争论，踏踏实实干起来，“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最早出自邓小平之口的口号，使那些毫无意义的争论失去了市场。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发展便成了改革开放这部交响乐的最强音。根据我国“综合国力动态方程”进行测算的结果，1949年，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主要国家的排序中居第十三位，60年代初上升到第十位，6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有所下降，但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的迅速发展，目前我国综合国力已居世界第五位。
（摘自《新周刊》1998年第22期，刘军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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